▲贵州遵义某小学，一位支教老师正在给孩子们上体育课。（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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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做题家觉得可以靠做题改变命运，因为我们成功靠考试、做题改变了一次命运，我们以为循着这样的路径可以一直下去，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有些人因为不擅长做题，所以更早明白了这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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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付子洋责任编辑
邢人俨年7月，李鸣宇成为某名校“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到贵州省某乡镇中学支教一年。李鸣宇支教的中学在乌江边上，是他所在大学定点援建的中学，十五年来，每年都会有一批该校研究生像西迁的候鸟，到那里的三尺讲台执掌教鞭，开展为期至少一年的支教。李鸣宇本科学新闻，在支教的中学担任八年级6班的副班主任。那是全校老师公认的“差班”。刚接手时的一天，李鸣宇问教导主任，这个班数学平均分多少，教导主任语焉不详。他追问，“三四十分有吗？”教导主任说：差不多。当天晚上，李鸣宇怀着一腔热血，发了条朋友圈——立志要在自己手下，把八6班的数学平均分提升到60。上一任支教的学长留言：“他们的平均分最多15分。”李鸣宇调阅了八6班之前一年的期末成绩，发现果真如此。李鸣宇教数学，班上学生大多来自附近乡镇。至少有一半的初二学生“加减法还行，二位数的乘除法完全不会”。刚开始，李鸣宇要求他们作业一定要写完，不能抄作业。后来他发现，这两者不能同时成立——他们连乘除法都不会，更别说做完初中的不等式方程。有一次，他在课上要求学生，如果实在不会，就在那道题上写一个“我不会”。作业交上来后，他发现满纸都是“我不会”。支教前半年，李鸣宇都在跟八6班的数学平均分较劲。他从小学三四年级的数学开始讲起——体育课老师有事请假了，就赶去教室，抢来上数学课。晚自习，也会到教室里晃悠。到了学期末，除了两位女生的成绩有了明显进步，大部分人都是老样子。他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平均分）从最初七年级期末的18分，到第一次月考22分，期中考试跌回19分，到最后期末27分。”更令他意外的是，教学楼里挂着支教队员的照片，他的那张被人划满了刻痕。年春节后，新学期开始，李鸣宇回到贵州。他决定以另一种方式和学生相处，“破局”的方式之一，是请他们吃小火锅。中学门口，有贵州当地的特色小火锅店，人均15元，可以吃到美味的酸汤锅。“酸汤锅社交”中，李鸣宇了解到，当地离婚率高居不下，李鸣宇教的班至少一半以上学生来自单亲家庭或离异家庭。“爸爸去广东，妈妈去浙江，可能就离婚了。”李鸣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李鸣宇尝试在学校办了一个理发社团，买了三套理发设备，让班上调皮的男生先去镇上的理发店学技术，再回学校给同学们免费理发。他还设计了一个“服务评价表”，得到一个好评，便在公共账目上放5块钱。一学期下来，他再用这笔钱，请全班同学吃一次小火锅。渐渐地，李鸣宇成为了学生中的大哥。“以前在学校，老师们都不喜欢他们，他们没有存在感，现在也成了会为班集体创造价值的人。”1“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某高校材料工程学系硕士江燕南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某乡镇中学教八年级英语，她接手的班级，英语平均分0，数学平均分也是0。上课时，那些10岁出头的孩子听得很认真，“就这样（专注地）看着你，不会跑神，不知道为什么不会。”江燕南支教的固原县某村，有长达半年的雪季。每年10月，某村就下雪了，一直到来年5月，光秃秃的梯田里堆满了白雪。西吉县是宁夏南部最大最穷的县，也是宁夏最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年11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才正式批复西吉退出贫困县序列。它所属的“西海固地区”，年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第一次来到这个村子，江燕南觉得这里像一个“闭塞版的，改革开放前的山东农村”。她的班上没有一个学生拥有智能手机，连电视都看得少，就“喜欢漫山遍野地跑”。国庆节时，学生都会告诉老师，不要布置作业，他们要回家挖洋芋。有一次，江燕南带班上的女生去县城参加比赛，县里只有一条马路，路不宽，车也不多。但她发现女孩们呆在路边，“她们连过马路都不会”。在某村支教一段时间后，她才知道以前当地的小学叫“教学点”。年代以来，为了实现“村村有小学”，中国在一些山区农村设立了“教学点”，为一至四年级的学生提供就近入学的机会。随着大批人口进城务工，农村空心化加剧，教学点往往年级设置不全。一个村里可能只有不到10个学生，“难道还要一、二、三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吗？”江燕南说。由于师资有限，数学老师、语文老师、体育老师，往往是同一个人——“对于你来说可能是一个玩笑话，但他们的数学真的是体育老师教的。”李鸣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年起，中国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撤点并校”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农村的教育格局。它撤销了大量的农村中小学，使学生集中到乡镇级学校。研究显示，撤点并校后上学平均距离从.7公里增至8.1公里。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解决学校撤并带来的突出问题。年，江燕南从某村坐车到县城，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一路上只有一个砖厂，算是当地的第二产业。这个村的家长大多只能外出打工，江燕南不禁感叹：“那么谁来管孩子的学习呢？”年8月，大学生支教志愿者正在给云南昭通鲁甸县龙头山镇龙井村的孩子讲述绘本故事。（视觉中国/图）2“他们有一些别的品质”在上海长大的林坤，是某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他曾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支教，去农村家访时，一路上都是农田和水塘。十二三岁的少年，平时在学校穿校服，看上去弱不禁风的。但那天他骑个摩托车出现在林坤眼前，“你还坐在他后面，就挺好玩的。”林坤对自己身份的界定是“有距离的观察者”——“你和（当地）其他人不一样，他们有可能在这里扎根。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在这里用尽全力，是因为我只有一年的时间。”在同为新疆支教队成员的阿琳娜记忆里，刚支教时，几个队友无论午餐还是晚餐都会不停讨论当地教育问题，“他们会非常积极地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坐过三四个小时大巴，到阿克苏市看了一场《星际穿越》，吃肯德基。如果在地图上看，会发现当地的绿洲只是很小一块，四周都是戈壁滩和雅丹地貌。一路在大巴上，可以看见酷似“魔鬼城”和独库公路的风景。那天晚上，车行驶在乡间小道上，没有路灯。有维吾尔族老乡开着三轮车，如果不是大巴的车灯照到，根本无法发现他的存在。林坤恍惚觉得自己很像《星际穿越》里的主角，内心深处有一种孤独感，“你不觉得那个人也有这样的感受吗？他来到了未知的地方，未知的时空。”有个学生告诉林坤，自己在家承担很重的劳动。小时候，他们会从地里往上抛西瓜，父母站在卡车上接，累了就瘫倒在瓜田里。白天割麦子时，会看到风吹麦浪。晚上浇水更便宜，他们就叼着手电筒干农活。这让林坤重新认识这些所谓的差生。“他们在学校被老师劈头盖脸骂，无非就是不会做几道数学题，无非就是考三四十分。但他们有一些别的品质，有可能一个夏天都在帮家里收西瓜，每天忙到凌晨，他没有时间去学习，但这会让他做一件事情比较专注，他肯踏踏实实做好。”许明在新疆支教后最大的改变，是真实地认识了天赋的差距——这个差距来自家庭，也来自偶发的天资。“当你面对个学生时，你就知道人是正态分布的。大多数人都在中间，特别好的和特别差的，都是很少的一部分。”“在这个地方学习好，是真聪明。”江燕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支教的村里，她见过一个九年级学生，上课晃晃悠悠的，后来却考上了银川的高中。“他的数学就是可以考很高的分数，有些题老师都做不过他。”支教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阿琳娜后悔没有给予差生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