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1]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了。Sapraud！[2]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3]的口号。
（康德——）
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以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naturalitrmaiornns[4])，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悍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不用那么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思考这类伤脑筋的事情。
绝大部分人（其中包括全部女性）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除了是非常之艰辛而外并且还是非常之危险；这一点老早就被每一个一片好心在从事监护他们的保护人
而人民对于他们本身都不能规定的事，一个君主就更加不可以对他的人民规定了；因为他的立法威望全靠他把全体人民的意志结合为他自己的意志。只要他注意使一切真正的或号称的改善都与公民秩序结合在一起，那么此外他就可以把他的臣民发觉对自己灵魂得救所必须做的事情留给他们自己去做；这与他无关，虽则他必须防范任何人以强力防碍别人根据自己的全部才能去做出这种决定并促进这种得救。如果他干预这种事，要以政府的监督来评判他的臣民借以亮明他们自己的见识的那些作品；以及如果他凭自己的最高观点来这样做，而使自己受到“Casarnonstsupragrammaticos”[8]的这种责难；那就会有损于他的威严。如果他把自己的最高权力降低到竟至去支持自己国内的一些暴君对他其余的臣民实行精神专制主义的时候，那就更加每况愈下了。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那么回答就是：“并不是，但确实是在一个启蒙运动的时代”[9]。目前的情形是，要说人类总的说来已经处于，或者是仅仅说已经被置于，一种不需别人引导就能够在宗教的事情上确切地而又很好地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了，则那里面还缺乏许多东西。可是现在领域已经对他们开放了，他们可以自由地在这上面工作了，而且对普遍启蒙的、或者说对摆脱自己所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的障碍也逐渐地减少了；关于这些我们都有着明确的信号。就这方面考虑，这个时代乃是启蒙的时代，或者说乃是腓德烈[10]的世纪。
一个不以如下说法为与自己不相称的国君：他认为自己的义务就是要在宗教事务方面决不对人们加以任何规定，而是让他们有充分的自由，但他又甚至谢绝宽容这个高傲的名称；这位国君本人就是启蒙了的[11]，并且配得上被天下后世满怀感激之忱尊之为率先使得人类，至少从政权方面而言，脱离了不成熟状态，并使每个人在任何有关良心的事务上都能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在他的统治下，可敬的牧师们可以以学者的身份自由并且公开地把自己在这里或那里偏离了既定教义的各种判断和见解都提供给全世界来检验，而又无损于自己的职责；至于另外那些不受任何职责约束的人，那就更加是如此了。这种自由精神也要向外扩展，甚至于扩展到必然会和误解了其自身的那种政权这一外部阻碍发生冲突的地步。因为它对这种政权树立了一个范例，即自由并不是一点也不关怀公共的安宁和共同体的团结一致的。只有当人们不再有意地想方设法要把人类保持在野蛮状态的时候，人类才会由于自己的努力而使自己从其中慢慢地走出来。
我把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面，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向他们的臣民尽监护之责的兴趣；何况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而又是最可耻的一种。但是，一个庇护艺术与科学的国家首领，他的思想方式就要更进一步了，他洞察到：即使是在他的立法方面，容许他的臣民公开运用他们自身的理性，公开向世上提出他们对于更好地编篆法律、甚至于是直言无讳地批评现行法律的各种见解，那也不会有危险的。在这方面，我们有着一个光辉的典范，我们所尊敬的这位君主[12]就是没有别的君主能够超越的。
但是只有那位其本身是启蒙了的、不怕幽灵的而同时手中又掌握着训练精良的大量军队可以保障公共安宁的君主，才能够说出一个自由国家所不敢说的这种话：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必须听话。这就标志着人间事务的一种可惊异的、不能意料的进程；正犹如当我们对它从整体上加以观察时，其中就几乎一切都是悖论那样。程度更大的公民自由仿佛是有利于人民精神的自由似的，然而它却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限度；反之，程度较小的公民自由却为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才能开辟了余地，因为当大自然在这种坚硬的外壳之下打开了为她所极为精心照料着的幼芽时，也就是要求思想自由的倾向与任务时，它也就要逐步地反作用于人民的心灵面貌（从而他们慢慢地就能掌握自由）；并且终于还会反作用于政权原则，使之发见按照人的尊严——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13]——去看待人，也是有利于政权本身的[14]。
年9月30日，于普鲁士哥尼斯堡。
（康德的签名）
注：[1]本文写于年(康德60岁)，最初刊载于《柏林月刊》年，第4卷，第-页。译文据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编《康德全集》(柏林，格·雷麦版，年)，第8卷，第33-42页译出。━━译注[2][要敢于认识！]语出诗人贺拉士(Horac，即Q.HoratiusFlaccus，公元前65-8)《诗论》，I，2，40；德国启蒙运动的重要组织之一“真理之友社”于年采用这句话作为该社的口号。━━译注[3]按启蒙运动(Aufkl?rung)亦称“启蒙时代”或“理性时代”；这篇为当时的启蒙运动辩护的文章，发表在当时德国启蒙运动的主要刊物《柏林月刊》上。━━译注[4][由于自然方式而成熟]。━━译注[5]此处“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即指言论自由；康德在这个问题上曾和当时的普鲁士官方检查制度发生冲突。可参看本书《论一个常见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译注[6]指普鲁士腓德烈大王(FrdrickII，drGross，-)。━━译注[7]按“权利”一词原文为Rcht；此词相当于法文的droit，英文的right，中文的“权利”、“权”、“法律”、“法”或“正义”。一般或译作“法”，下同。━━译注[8][凯撒并不高于文法学家]按，此处这句话可能是针对传说中普鲁士的腓德烈大王回答伏尔泰(Voltair，-)的一句话：“凯撒高于文法学家”。又，传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Sigismund，-)在年的康斯坦司会议上说过：“我是罗马皇帝并且高于文法学家”。━━译注[9]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版序言：“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一切事物都必须接受批判”。━━译注[10]指普鲁士腓德烈大王。━━译注[11]“启蒙了的”即“开明的”。━━译注[12]指普鲁士腓德烈大王。━━译注[13]“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这一命题为针对拉梅特利(JulinOffraydlaMttri，-年)《人是机器》(年)的反题。━━译注[14]今天我在9月13日的《布兴每周通讯》(布兴，AntonFridrichBüsching，-年，地理学家，格廷根大学教授，当时主编《地图、地理、统计与历史新书每周通讯》━━译注)上读到本月30日《柏林月刊》的预告，其中介绍了门德尔松先生(MossMndlsohn，-年，德国启蒙运动哲学家。《论“什么叫作启蒙运动”这一问题》一文刊载于《柏林月刊》年第4卷第9期，康德本文刊载于该刊同年同卷第12期。康德撰写本文时尚未读到门德尔松的文章，所以只在本文末尾附加了这条注释━━译注)对于本问题的答复。我手头尚未收到该刊，否则就会扣发本文了；现在本文就只在于检验一下偶然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带来两个人的思想一致。本文原载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年11月版。
本文另有肖树乔译的《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的版本（中译出版社年），可参考（点击标题可查看）。现摘其第一段如下：
启蒙,是指人类从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觉醒。这种不成熟状态是指在缺乏指导下无力运用自我理性的状态。造成它的原因并非人们缺乏理性,而是在无人指导之下缺乏决心和勇气来运用理性。因此,启蒙的口号是“勇于智慧”,即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
Enlightnmnt一词，何兆武先生译为“启蒙运动”，为大众所熟知，但陈乐民先生认为译为“启蒙”即可，应把“运动”二字去掉，不然易生误解，见所著《启蒙札记》的前言部分。肖树乔的译本就译为“启蒙”。
（纪录片《世界历史》42：启蒙运动）
延伸阅读：陈乐民《欧洲文明十五讲》第八讲：《话说“启蒙”》，北京大学出版社年。
（本文为学生学习高中历史必修三《启蒙运动》一课的参考资料）
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