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嵌式社区的多层面向及其扩展
张少春
摘要：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作为我国民族工作的新部署,在政策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变中,已有研究指出了互嵌式社区这一概念存在居住格局、社会交往、精神文化等多重面向。本研究以一个互嵌式的移民社会在建成十余年之后的数据材料,尝试讨论了互嵌式社区空间、社会、心态多层面向之间的关系,即条件、深度与目标的关系。并以嵌入其中的人们所面临的压力感、安全感、公平感以及各种心态问题深化了互嵌式社区的认识,提出了重视重建和谐心态秩序的问题。
关键词：互嵌式社区移民社会社会心态心态秩序
“嵌入式社区”“互嵌式社区”在民族学界近年来的热烈讨论,源自民族工作的一系列新思路。年5月中央首次提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1],并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重申,[2]此后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群众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上升为政府民族工作的重要部署。[3]学术界围绕相关理论和现实问题所进行的讨论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围绕“嵌入式社区”“互嵌式社区”的一系列知识生产。但是政策文本中的“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转换为学术话语体系中的“嵌入式社区”或“互嵌式社区”,有意无意地削减了其本来的丰富内涵。本文试图以一个已建设十余年的互嵌式社区(1)为对象,揭示民族互嵌生活的复杂面貌。
一、互嵌式社区的多层面向
在政策语言转化为学术讨论的时候,首先需要进行概念史的梳理。“互嵌式社区”的理论渊源有两点,需要从“嵌入”“社区”两个概念来整理。“嵌入”(embedment)(2)作为学术概念源自卡尔·波兰尼,最重要的使用者是卡尔·波兰尼[4]和格兰诺维特。[5]比较波兰尼的“整体性嵌入”与格兰诺维特的“形式嵌入”,[6]正如布洛克所言,波兰尼的“嵌入”思想更具社会理论的价值。[4](P.25)黄志辉进一步揭示了波兰尼赋予“嵌入”概念的多重“社会思想”意涵,指出其空间、经济、政治、历史以及社会整体等诸多面向。在空间面向,“嵌入式分布”的总体格局蕴含“共生性”与“交互性”两个特征。而由仪式及其体验、社会位置、互惠体系、家庭与亲属关系组成的实质性社会文化系统构成其整体面向。[7]这个社会文化系统正如“一条巨大的橡皮筋”,如果市场走向“脱嵌”,便会不断增加社会压力,甚至有可能造成社会解体。[4](p.27)波兰尼利用失业作为一种社会压力,分析了其在经济、政治乃至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并特别提到了“失业的痛苦”、“产业与职业变动所造成的挫伤”、“道德上与心理上的折磨”此类社会心理问题。[4](P.)而“社区”(3)源自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的一个与“社会”相对应的理想类型,指的是建立在血缘、地缘、情感纽带之上并富有情感和认同的人类共同体类型。在滕尼斯看来,血缘共同体发展和分离为地缘共同体,最终发展为最高形式的精神共同体。其中地缘共同体是“生活的相互关系”,而精神共同体则是“心灵的生活的相互关系”。[8]这三种纽带在空间和时间上密切联系,以各种常见的形式相互并存,比如“亲属”、“邻里”和“友谊”。他以村庄生活来举例,最为直接的是共同生活,居所相近引起“人们无数的接触,相互习惯,互相十分熟悉”;也具有“共同的劳动、秩序和行政管理”;同时各种神灵“带来福祉,消灾驱邪”。[8](p.66-67)血缘、地缘、情感纽带构成“社区”凝聚的基本纽带和不同层面,其中体现共同体力量的精神纽带——比如“威严”[8](p.68-70)——通过“感受到”[8](p.53)产生影响的特性,是“社区”的重要特征。
不难看出,波兰尼在指出“空间”、“经济、政治”嵌入的同时,也注意到嵌入与脱嵌可能带来的社会与心理冲击。而滕尼斯在“邻里”之外还强调了“友谊”,即地缘纽带与情感纽带的层次性,以及情感纽带对于凝聚共同体的重要意义。下面将以此为出发点,梳理现有“互嵌式社区”研究中如何处理空间、社会与情感的关系。
在从政策话语向学术概念转化的过程中,第一需要解决的就是什么是“互嵌式社区”的问题。“互嵌式社区”意味着结构互嵌、经济互嵌、关系互嵌和文化互嵌[9],具有人文因素、地域因素、利益因素、关系因素、文化因素等五大方面内容,[10]依托于空间基础、文化基础、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11]表现为一个结构相连、利益相关、情感相通的共同体社会形态[12]。这个共同体具有“空间关系”与“精神关系”两个关键属性,[13]或者说物质形式和精神文化两个维度[14]。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嵌入的空间关系是“互嵌式社区”的现实条件,更重要的是应该是不同民族之间形成自由交往、相互包容的精神关系。[15]如果把“互嵌式社区”理解成民族之间的居住问题,不重视情感联系和社会心理,那么与“拼盘”和“马赛克”式的“多民族混居社区”则没有太多区别。[16][17]
而对于如何建设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互嵌式社区”应该与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结合起来。[18]建设的过程就是通过社区各民族空间分布上相互嵌入,促进社区各民族成员情感上相互包容,最终推动各民族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19]
在理论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对互嵌式社区建设的实践进行了研究。有学者在新疆的经验基础上提出既要重视各民族间的“有形”嵌入,又要重视各民族间的“无形”嵌入。[20]前者类似于“硬环境”,为各民族成员频繁的交往交流提供了地域空间,而无形的“软环境”比如共有共享的文化、治理模式则有助于构筑共有的精神家园。[21]此外研究还发现,历史背景[22]、社区资源[23]、社会网络[24]对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从波兰尼和滕尼斯的思想资源,以及上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基本可将“互嵌式社区”的不同面向归结为三个层次:居住格局、社会交往、精神文化。但是已有的工作只是指出了互嵌式社区的多重面向。特别是,虽然也有学者提及了“精神关系”、“‘无形’的嵌入”等因素,但基本仍是将其与居住格局和社会交往诸内容并列为“互嵌”的不同领域。而关于如何建设互嵌式社区的研究,也只是初步指明了不同面向之间存在层次差异。尚未有研究深入探讨居住格局、社会交往、精神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即条件、深度[25]与目标的关系。本研究以红寺堡的问卷数据来揭示一个互嵌式的移民社会在建成十余年之后的基本情况及其面临的问题,(4)尝试说明互嵌式社区的多层面向之间的关系。
二、红寺堡的空间格局
红寺堡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是全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扶贫开发区。年宁夏扶贫扬黄灌溉一期工程在该地开始建设,年到年是南部移民搬迁的高峰期,年当地开始安排生态移民,年正式成立了红寺堡开发区。到年累计安置移民23万人,回族人口占62%以上。(5)目前红寺堡开发区辖2镇3乡(红寺堡镇、太阳山镇、新庄集乡、大河乡、柳泉乡)、1个街道办事处(新民街道办事处)、5个城镇社区(罗山、鹏胜、创业、振兴、东方社区)、63个行政村。年末常住人口人,常住户数户,其中回族占62.64%。(6)
(一)以水利设施作为骨架的空间格局
红寺堡是因扬黄灌溉工程和移民安置而发展起来的,水利建设在当地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根据工程设计,灌区干渠平行于地形等高线建设,支渠垂直于等高线建设。一个行政单位建有一条支渠。比如南川乡的中川村使用新三支干7-8支,而东川村使用新三支干9-11支。这些水利工程和农田配套划分了红寺堡的农田,从而也影响到村庄和城镇的布局。根据一份政府统计表显示,[26]红寺堡地区的土地开发利用规划不是以行政区划,比如乡镇、村组为单位,而是以渠道名称来进行分类。对于当地农民来说,这种空间感不需要鸟瞰的视野就能感受到。一方面编号清晰的水利设施及相关地名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提醒人们某一地点在整个红寺堡灌区中的位置;另一方面,每到灌溉季节灌区采用干渠、支干渠续灌,支渠、斗渠、农渠轮灌方式,水流方向和灌溉次序再次将上述空间的体系展现出来。
图1红寺堡区水利设施示意图
资料来源:本示意图参考“红寺堡灌区工程布置示意图”,见红寺堡开发区志编纂小组:《红寺堡开发区志》,宁夏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在自然移民的地方,往往是人类的聚居和生产活动奠定了当地的地理景观。而红寺堡则与此不同,先期的引黄灌溉工程及后续的农田水利建设已经将当地的自然面貌进行了改造,后来的移民则是被安置进规划好的不同区域。移民安置主要围绕农田水利配套工程,农田水利工程和基础设施是塑造移民社区空间的骨架。当地政府在描述红寺堡风光时所用的“田成档、树成行、渠成网、遍地是庄稼”[27]很好地说明了水利设施在塑造这个移民社会空间景观中的重要作用。
(二)互嵌式社区的现状
水利设施确定了当地社会空间的基本框架,而被安置进入这个框架体系中的移民呈现出互嵌式的居住特点。移民安置一开始就执行“坚持小集中、大分散的原则,不搞一县建一乡、一乡建一村、一村建一点的模式,以村为单位插花组建大行政村。”(7)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格局:一个移民小组或行政村由原籍一个县或几个乡的移民组成,而一个乡镇则安排了多个迁县的移民。
抽样调查所涉及的14个行政村/社区中,振兴社区、团结村、南源村、沙草墩村、龙泉村均为回汉杂居。其中位于县城的振兴社区回汉比例基本持平,团结村、龙泉村以回族居民为主,而在南源村、沙草墩村则是汉族较多。以大河乡大河村为例,该村是回汉杂居村,回族人口比例约为40%。大河村共有7个村民小组,其中一、三、五、七组是汉民组,二、四、六组是回民组。以贯穿全村的恩红公路为界,五组和六组位于公路南侧,其他5个村民小组均在公路北侧。以恩红路南侧的清真寺为中心,三个回民组紧挨公路,四个汉民组离公路较远。居住格局形成了回民组在内,汉民组在外,以清真寺为为圆心的两个同心圆。(8)
(三)互嵌式社区的特点
南部来的“山狼”与本地的“川里人”转变为红寺堡人,[28]红寺堡的这种互嵌式社区融入了地域、民族、宗教的多重特征。
一是不同来源地的移民互嵌。当地群众主要来自同心县、海原县、西吉县、固原县、彭阳县、泾源县、隆德县等县的扶贫移民。截至年,红寺堡累计接纳移民户,共计人。其中各县区移民比例为:开发区30.58%、泾源县9.61%、海原县19.61%、隆德县11.26%、西吉县18.15%、彭阳县9.80%、原州区0.75%、中宁县0.25%。[29]来自不同县域的人们彼此之间的语言、风俗和文化也有一定的差别。以语言为例,移民语言大致可分为兰银官话、中原官话两种。移民方言的交流接触主要体现在词汇上,其中变化最为明显的是亲属称谓词、时间名词、外语借词等方面。[30]“分散搬迁、组合建村”的安置原则使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移民在同一行政村共同生活,呈现出混杂居住的格局。
二是不同民族互嵌。这里主要涉及的是回族和汉族的相互嵌入。在当地的移民群体中,回族一直占据比较大的比重,宁夏南部山区是回族传统上的聚居地,尤其是移民原居地同心县、泾源县、海原县的回族比例均超过70%。根据人口统计,年回族占红寺堡总人口的62.64%,汉族为37.25%。(9)总体数字上的民族比例反映在具体村落,便是当地所存在的一大批回汉杂居村。以红寺堡镇为例,该镇回族3.33万人,占比为60.3%。其中中兴旺村是从彭阳县、海原县迁来的回汉移民共户人;团结村有区内移民户人,回族占80%;朝阳村有彭阳县、泾源县、海原县三县搬迁农户户人,回汉杂居。[31](p.)当然不是说当地所有行政村都是回汉杂居。红寺堡当地及周边同心县山区的回汉居民主要是整体就近安置,多采取整村搬迁的方式,所以形成的纯民族村较多。而对于扶贫移民,则有较为严格的筛选条件和程序,所以来自宁夏南部山区的移民大多被分散安置到不同的行政村,形成了回族和汉族交错杂居的局面。这样的回汉杂居村有南川乡红阳村、南川乡红滩沟村、太阳山镇买河村、南川乡南源村、大河乡乌沙塘村等。[31](p.-)
三是不同宗教派别互嵌。宗教多元的特征在当地也很明显,虽然都是回族,但是其内部的教派门宦复杂,清真寺林立。开发区穆斯林有伊斯兰教的格地目、伊赫瓦尼、色莱菲耶三大教派与哲赫忍耶、虎夫耶、嘎德忍耶三个门宦。来自不同地区,信奉不同教派(门宦)的回族穆斯林建设各自的清真寺或宗教场所,以开展宗教活动或凝聚社区。不同教派(门宦)的宗教设施比邻而建,有的甚至相距不过几百米。早在年,红寺堡境内回族群众已经建成了各种形式和规模的宗教活动场所座(其中清真寺38座,宗教活动场所座)。[26](p)如红寺堡镇团结村有1.1万人,80%来自同心县,其他人口来自海原县、西吉县、隆德县。该村建有23座清真寺,其中哲赫忍耶10座,依赫瓦尼7座,嘎德林耶2座,赛莱菲耶1座。[31](p.)
总之,在空间互嵌层面,水利工程和基础设施塑造了当地地理空间的骨架,呈现出以村民小组为单位集中,行政村为单位嵌入的空间特点。在这个空间当中,多元的地域文化、民族人口与宗教派别相互嵌入在一起,成为人们开展社会交往的重要网络。
三、红寺堡的社会交往
本节